《離騷經(jīng)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與楚同姓，仕于懷王，為三閭大夫。三閭之職，掌王族三姓，曰昭、屈、景。屈原序其譜屬，率其賢良，以厲國士。入則與王圖議政事，決定嫌疑；出則監(jiān)察群下，應對諸侯。謀行職修，王甚珍之。同列大夫上官、靳尚妒害其能，共譖毀之。王乃疏屈原。屈原執(zhí)履忠貞，而被讒邪，憂心煩亂，不知所愬，乃作《離騷經(jīng)》。離，別也。騷，愁也。經(jīng)，徑也。言己放逐離別，中心愁思，猶依道徑，以風諫君也。故上述唐、虞、三后之制，下序桀、紂王、羿、澆之敗，冀君覺悟，反于正道而還己也。是時，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，令絕齊交；又使誘楚，請與與具會武關，遂脅與具歸，拘留不遣，卒客死于秦。其子襄王復用讒言，遷屈原于江南。屈原放在草野，復作《九章》，援天引圣，以自證明，終不見省。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，遂赴汨淵自沉而死。
《離騷》之文，依《詩》取興，引類譬諭，故善鳥香草，以配忠貞；惡禽臭物，以比讒佞；靈修美人，以媲于君；宓妃佚女，以譬賢臣；虬龍鸞鳳，以托君子；飄風云霓，以為小人。其詞溫而雅，其義皎而朗。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，嘉其文采，哀其不遇，而愍其志焉。
展開全文 昔者孔子，叡圣明哲，天生不群，定經(jīng)術，刪詩書，正禮樂，制作春秋，以為后王法。門人三千，罔不昭達。臨終之日，則大義乖而微言絕。其后周室衰微，戰(zhàn)國并爭，道德陵遲，譎詐萌生。于是楊、墨、鄒、孟、孫、韓之徒，各以所知著造傳記，或以述古，或以明世。而屈原履忠被譖，憂悲愁思，獨依詩人之義而作《離騷》，上以諷諫，下以自慰。遭時暗亂，不見省納，不勝憤懣，遂復作《九歌》以下凡二十五篇。楚人高其行義，瑋其文采，以相教傳。至于孝武帝，恢廓道訓，使淮南王安作《離騷經(jīng)章句》，則大義粲然。后世雄俊，莫不瞻慕，舒肆妙慮，纘述其詞。逮至劉向，典校經(jīng)書，分為十六卷。孝章即位，深弘道藝，而班固、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，各作《離騷經(jīng)章句》。其余十五卷，闕而不說。又以壯為狀，義多乖異，事不要括。今臣復以所識所知，稽之舊章，合之經(jīng)傳，作十六卷章句。雖未能究其微妙，然大指之趣，略可見矣。且人臣之義，以忠正為高，以伏節(jié)為賢。故有危言以存國，殺身以成仁。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，比干不悔于剖心，然后忠立而行成，榮顯而名著。若夫懷道以迷國，詳愚而不言，顛則不能扶，危則不能安，婉娩以順上，巡以避患，雖保黃耇，終壽百年，蓋志士之所恥，愚夫之所賤也。今若屈原，膺忠貞之質，體清潔之性，直若砥矢，言若丹青，進不隱其謀，退不顧其命，此誠絕世之行，俊彥之英也。而班固謂之“露才揚己”，“競于群小之中，怨恨懷王，譏刺椒、蘭，茍欲求進，強非其人，不見容納，忿恚自沉”，是虧其高明，而損其清潔者也。昔伯夷、叔齊讓國守分，不食周粟，遂餓而死，豈可復謂有求于世而怨望哉。且詩人怨主刺上曰：“嗚呼，小子！未知臧否，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！”風諫之語，于斯為切。然仲尼論之，以為大雅。引此比彼，屈原之詞，優(yōu)游婉順，寧以其君不智之故，欲提攜其耳乎！而論者以為“露才揚己”“怨刺其上”“強非其人”，殆失厥中矣。夫《離騷》之文，依托《五經(jīng)》以立義焉：“帝高陽之苗裔”，則“厥初生民，時惟姜嫄”也；“紉秋蘭以為佩”，則“將翱將翔，佩玉瓊琚”也；“夕攬洲之宿莽”，則《易》“潛龍勿用”也；“駟玉虬而乘鹥”，則“時乘六龍以御天”也；“就重華而敶詞”，則《尚書》咎繇之謀謨也；“登昆侖而涉流沙”，則《禹貢》之敷土也。故智彌盛者其言博，才益多者其識遠。屈原之詞，誠博遠矣。自終沒以來，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，莫不擬則其儀表，祖式其模范，取其要妙，竊其華藻，所謂金相玉質，百世無匹，名垂罔極，永不刊滅者矣。
收起 
APP 
